重返老街，沒有見到一位老街坊。

老街叫西打磨廠，在前門樓子東側。這是一條明朝就有的老街，我從小生活在那里。自1947年起，直到1975年，我在那兒度過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時期。我已經三年多沒回老街看看了，上一次去還是2019年的夏天。疫情反復中，三年過去了，老街沒什么變化，從西頭走到東頭，只看見兩三個外地游客，沒有遇見一位老街坊或熟人。一街安靜得很，仿佛睡著了，只有高大的老楊樹和細細的新花木，葉子發黃，在秋風中颯颯抖動。

老街最西頭的三山齋老眼鏡店，已經徹底沒有了一點蹤影。眼鏡店太老了，同治三年（1864年）開的，這么長的歲月變遷，沒有了，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里很長一段時間，變成小吃店，生意很紅火，眼前，已經成為一片軒豁的空場。

斜對面的前門第一旅店的老樓還在，它開業于宣統三年（1911年），如今重整一新，新得如同待嫁的老姑娘，大門緊閉，寂寞地矗立在那里。

所幸，尚在的老院落有好多，協和醫院舊址（建于清末，先后作為蘇聯醫院和日本醫院使用）、駐前門火車站警察住的小紅樓、老顏料店、老藥店、老銀號、老旅店、老客棧等，百年之后，舊址猶存，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了。

其中213號，是原來山西祁縣喬家開的大德通銀號。這是座高臺階的小院，路北，拱券式大門，依然和我小時候見到的一樣。院里有一座二層木制樓，三層硬山脊，懸山頂，前出廊子后出廈，有高高的臺階，也有夾壁墻和藏錢的地窖。這是典型的山西銀號的格局。它還有個前廳，前些年，我去那里踩著椅子看房梁下的檐檁枋板，上面刻有前后兩層的龍紋浮雕。

西打磨廠，曾一度旅店和客棧云集，這皆因靠近前門火車站的緣故。前門一帶，旅館和客棧最多的時候有70多家，西打磨廠就有30余家，占了小一半兒。一般而言，客棧為運貨的車夫和押送貨物的鏢客服務，院子很深，有前后門，前門有高臺階，后門通后河沿，近火車站的貨運場，方便進貨和出貨；旅店住一般的客人，當年，學者鄧云鄉和詩人邵燕祥、北島，都曾經在西打磨廠的旅店里小住。

如今，除最有名的第一旅店之外，天成、蚨隆、大豐、同泰、大同等老店舊址都還健在。天成客店灰磚小樓保存完好，磚雕匾額也清晰如昨。大豐糧棧，外墻水泥磨砂，很有些洋味兒，大門兩邊各有一溜兒窗戶，高窗鐵欄。它還有一個主人住的后院，院門有一副老門聯：“家傳事業承冠冕，國倚長才輔圣明。”記得小時候糧棧前常放著一輛兩輪馬車，后來只剩下兩個輪子，我們一幫孩子常踩在輪子上面，當兒童游樂園的水車玩。

西打磨廠當年藥店很多，也很出名。小藥店恒記，老藥鋪同仁堂制藥車間，是大小藥店兩端的代表。恒記藥店早不營業，卻整修一新，房頂上的雕花還在。同仁堂制藥車間依然營業，并開設中醫院，一直鎮守在西打磨廠的東口。在整條老街中，它占地最大，當年建車間時，旁邊還蓋起了同仁堂樂掌柜的私宅。樂家女兒的繡樓旁邊，有一條樂家胡同，現在改叫同樂胡同。一字之差，歷史內涵和時代含義俱在。

西打磨廠，也有遺憾，是幾處老院落的消失。

一處是福壽堂。它是京城一家很有名的冷飯莊。冷飯莊，平日不賣座，只應承大型官宴和紅白喜事。凡是冷飯莊，必有舞臺，可以唱戲，因此，都在很大很氣派的四合院里，而且得是三進院帶抄手走廊。當年大柵欄瑞蚨祥的孟家、同仁堂的樂家、馬聚源的馬家辦堂會，都會在福壽堂。福壽堂有名，還在于它是電影在中國第一次放映的地方。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一個叫做雷瑪斯的西班牙人帶著機器和膠片，到福壽堂的戲臺放映電影，讓中國人第一次見到這洋玩意兒。它在日軍侵占北京后倒閉，以后變身為旅店，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成為銀行宿舍。雖然破舊不堪，畢竟承載著北京一段特殊的歷史。

一處是刻刀張。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卻一直頑強挺立在西打磨廠96號直至1958年遷到順義。店小卻有屬于它自己的獨特傳奇：上世紀30年代，齊白石相中了他家的刻刀，特意專程來到小店拜訪，不僅慷慨送了店家三幅他畫的國畫，還為店家書寫了“順興刻刀”的匾額和一副對聯：“我有錘鉗成利器，君由雕刻出神工。”因有齊白石的名人效應，鄭野夫、李峴、古元、朱友麟……那些名噪一時的大畫家，陸續都曾出入過這個擁擠不堪的小院，成為老街一時之盛。

一處是董德懋診所。董德懋是京城四大名醫施今墨先生的得意弟子，主治內科，妙手仁心，頗有名聲。比他醫術更出名的，是老北京的一句歇后語：打磨廠的大夫——懂得冒兒呀，就是從這兒來的。據說這句歇后語鬧得董大夫很頭疼，想要改名字，但是，他的老師施今墨先生不同意，覺得做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關鍵是看自己的醫術和心地。董大夫聽從了老師的意見，堅持了自己的名和姓。董德懋大夫高壽，一直活到90多歲，于2002年去世。我小時候見過他，那時候40歲上下，正值當年。他面相英俊，個頭高挑，穿西裝，行中醫，住小樓，坐轎車，為人和藹，舉止儒雅，非同尋常。

試想，如果這幾處院落健在，改造后的西打磨廠，會是一種什么樣貌？會不會更吸引人？老院有名，不僅在于老，更在于有人有事，有自己創造的傳說，有自己獨特的歷史。

如今，由西走到南深溝胡同，這一段老街已經被整修改造，拆掉的老院落，幾年過去了，依然是廢墟，只是暫時用新修的灰墻遮擋，不知規劃何用；保存的老院落，很少一部分還有人居住，大部分已經另作他途，門面與外墻整飭一新。半舊半新，屬于老街改造的一種模式，與南鑼鼓巷和楊梅竹斜街都不盡相同。

南深溝以東，拆除了或改造了一些的老院落，大部分還保留著原貌，顯得破舊得很。一條老街，以此為界，一新一舊，景象迥異。如果你走在老街之西，看到的是老街新景；走到老街之東，看到的是舊時舊貌，一步可以跨進六七十年前我小時候的老街。

這樣的景象，非常有意思。在北京老城改造中，帶有時代刻印下起伏的痕跡。這條老街的拆遷，大約自三十年前起，那時候，滿街貼滿了拆遷布告，墻上涂滿了大大的“拆”字，我曾經就讀的小學校成為了拆遷辦公室。后來，講究舊城保護了，人們意識到沒有這些老街老院，就沒有了老北京城，它們雖然破舊，卻是老祖宗遺留下不可再生的遺產。新的再好，歷史卻無法再造，不能再那樣肆無忌憚地拆遷了。

于是，拆遷改為了騰退，改為了改造，改為了舊城保護。

于是，一條老街呈現了東西兩邊這樣新舊分明的景象。

在這樣的時代行進中，除了一些老院落被拆，便是在這條不足一公里的老街上，開辟出東側路、草廠三條、新開路三條寬敞的新馬路。尤為可惜的是，修草廠三條馬路時，猶豫再三，董德懋診所還是被拆除了。

能夠為這樣城市化進程中留下特殊標本印跡的，還有我住過的老院。這是一座叫粵東會館的清代老院。以前，這條老街一共有六座老會館，如今僅存粵東和臨汾兩座。臨汾會館，在南深溝對面，已經翻蓋一新，變身四合院博物館。粵東會館大概也是想照臨汾會館模式改造的，只是東跨院還居住有老街坊，如今，只好保留下老門，便于老街坊出入；而在老門一側另開一座新門，通往新翻修的院落。老門黑漆，新門紅漆，一左一右，醒目對峙，似乎有意提示人們時代的分野，有著布萊希特戲劇的間離效果。后來人，大概想不到其中從拆遷到改造再到保護這樣階段性雪泥鴻爪存留的足跡。

重新回到粵東會館前，兩扇大門都緊緊地閉著。上一次來時，我還能分別進去。為我打開老門的是熟悉的老街坊，她把我熱情地請到她的家里。以前老院翻修時，被圍欄圍著，我進不去，都是先進她家，然后她讓我踩在她的床上，從她家的后窗翻進老院一探究竟的。那次，新門居然開著，我走了進去，一直走進最里面的院子，那三間東廂房就是我的家，已經成了什么公司的辦公室，里面有位像領導的人，走出屋子，無論我怎么說當年我就住在這里，只是來看看，他還是很客氣地把我請出老院。

這一次，我站在老院前，站了好久。記得以前，老院大門的西側外墻上，曾經有一個報欄，郵遞員來，每天用漿糊往上面貼一張當日的報紙，貼的報紙多了，厚厚一層，沒有人揭下去賣廢品。新門占了這段墻的位置，報欄只留在夢中。

我站在那里畫了一張速寫。老街上，沒有一個人，只有老院的兩扇大門和我靜靜相對，秋風秋陽，無語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