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結構里沒有權威性的一神教，因此，按照“語言—宗教—歷史”的鐵三角模式來看，中國文化似乎只有弱于鐵三角的“語言—歷史”犄角結構。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儒家并沒有取得相當于宗教的絕對不可替換地位，而在獲得權威性的很長時間里（雖然很長，但按照布羅代爾標準，恐怕仍然屬于“社會時間”的中時段），儒家對于“化外之地”并沒有無法抗拒的跨文化吸引力。事實上，歷史上的西域先是接受了佛教，而西域佛教地區后來卻被伊斯蘭教同化，這或多或少說明了，儒家缺乏宗教性的力量，而無神的佛教也抵抗不住一神教。不過，中國文明的超常堅實性很可能基于另一個鐵三角，其中有一個隱形因素，使其能夠不依靠“在天”的超越性而依靠“在地”的吸引力。我推想，其可能結構是“語言—歷史—方法論”，而方法論就是那個隱形的因素。

在常見的“語言—宗教—歷史”結構里，語言和歷史都是地方性的，如果不借助武力擴張或經濟推廣，幾乎不可能以自身的魅力而變成普遍的，因為每個地方必定更加認同自己的語言和歷史。可見，一神教是“語言—宗教—歷史”結構里承擔普遍化解釋功能的因素，它聲稱對所有人都給予認同并且提供庇護。庇護是任何社會系統的一項最重要的功能，事關生存、利益、互相認同和互相幫助（包括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抱團取暖）。考古和歷史都證明，能夠提供庇護能力的更大規模的權力結構（主要形式是國家和宗教）對大量人口有著聚合的吸引力，并且只有規模足夠大而且同心同德的群體才是“吃不掉的”。荀子和霍布斯不約而同地論證了個人或小群體難以生存。如果說，宗教的庇護能力和精神上的互相認證使其普遍解釋具有跨文化的說服力，那么，在“語言—歷史—方法論”的結構里，是什么因素使之具有跨文化的能力？顯然只能指望方法論。方法論不需要超越性的假設而直接具有實踐的普遍性。方法論的邏輯主語即使用者（或行為主體）是無限定的，可以代入任何一個主體，因此不是排外的而是無所不包的。中國方法論是一個豐富的工具箱，這里無法全面分析，就建構跨文化或跨主體性而言，最具能量的是兩種方法論：《易經》思維和天下思維。